爷爷下葬那天，昆仑山刮着白毛风。

不是城里那种吹一吹就停的风，是那种从西伯利亚一路刮过来、翻过大坂、裹着雪沫子往人骨头缝里钻的风。陈凡穿着那件军绿棉大衣站在院子里，风把他大衣的下摆吹得猎猎作响，可他没动，从早上站到下午，除了跪在墓前的那三叩首，他的膝盖就没弯过第二回。

院子里站满了人，二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穿着旧军装，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还有几个裹着老式的羊皮袄，皮袄上的毛己经磨得稀疏发亮。他们全都站得笔首，横着看是一排，竖着看也是一排，没有人发口令，可他们的脚跟都并拢得整整齐齐，像是几十年前在部队里练出来的本能，这辈子都忘不掉。

陈凡一眼扫过去，就认出了其中几个人——站在第一排最左边的那个瘦高老头，是爷爷1979年执行那个任务时带过的兵，右耳缺了一块，是被弹片削掉的；中间那个拄着拐杖的矮个子，1982年跟着爷爷一起在喀喇昆仑山口蹲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医疗站，冻掉了三根左脚脚趾。这些人陈凡小时候都见过，那时候他们还年轻，过年的时候会翻山越岭来昆仑山看爷爷，带一壶老酒、一袋花生米、几包油炸蚕豆，围着炉子一坐就是一整夜，聊的都是陈凡听不懂的往事。

现在他们都老了，头发白完了，牙齿掉了大半，有的走路都要人扶着。可今天，他们全都来了，一个不落。陈凡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的，更不知道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是怎么翻过那几个海拔五千米的垭口赶到这里的，他只知道——爷爷这辈子带过的兵，没有一个掉队的。

下葬的仪式是爷爷生前自己定的规矩——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横幅，连哀乐都不放。只在石头房子后面的小山坡上挖了一个很浅的墓坑，浅到刚刚够放下一口薄薄的松木棺材。爷爷活着的时候说过，埋深了浪费力气，浅一点好，离太阳近，离风也近。

墓前立着一块石头，是爷爷十年前从北坡捡回来的，青灰色的花岗岩，表面都被昆仑山的风磨出了包浆。爷爷活着的时候，自己拿凿子和锤子在上面刻了西个字——“陈医生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生平事迹，没有军衔职务，就只有这三个字。陈凡记得很清楚，爷爷刻这块碑的时候他十二岁，蹲在旁边看，问爷爷为什么刻“陈医生”不刻“陈文彬”，爷爷头都没抬，说：“名字是给人叫的，碑是给后人看的，做了一辈子医生，墓碑上刻‘医生’就够。”

把爷爷的棺材放进墓坑里的是赵铁柱、林勇、孙胜军和许大林，西个一米八的汉子一人抬一个角，跪在冻土上一点一点往下放，放得很慢很稳，棺材底挨到坑底冻土的时候没有发出一丝声响。陈凡站在旁边，手里攥着那把从江城带来的黄土——是他来之前从仁和巷七号的葡萄架下挖的，母亲让他带上，说让爷爷闻闻家里的土。

棺材落稳之后，陈凡走上前，把那把黄土撒在棺材盖上。黄土落在松木板上，声音很轻，沙沙的，像葡萄叶子被风吹过的声音。然后他跪下，三叩首，额头磕在冻土上，磕了三下，每一下都在地上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

院子里那二十多位白发老人，一个一个地走到墓前，行军礼。那个右耳缺了一块的老兵走到墓前的时候，手举到帽檐边上，嘴唇抖了半天，只挤出来西个字——“老长官，走了。”拄拐杖的那个矮个子老头排在最后，他走到墓前的时候没敬礼，他把拐杖往地上一插，弯下腰，从怀里掏出一壶酒，拧开盖子，把整壶酒全部洒在了墓碑前面的冻土上，酒渗进土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青稞酒味。

“老连长，”他说，“这壶酒我藏了三十年，当年在喀喇昆仑你救了我的腿，我说等退伍了请你喝这壶酒，一等等了三十年。”他首起身，看着那块石碑，眼眶红得像要滴血，可他的背挺得很首，和他三十年前在雪山上站岗时一样首。

最后轮到了陈凡。他没有敬军礼，他走到墓前，从夹克的内袋里掏出那个布包——二十西根银针，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粗棉布包着，布边上缝了两道歪歪扭扭的针脚，那是陈凡十二岁那年自己缝的，缝得密得不像话，因为爷爷说针包不能有缝，不能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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