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陆建国的电话打到了济民堂的座机上。

苏婉接的，陆建国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开完一个长会，喉咙里还带着会议室里那种空调吹多了的干涩。他说：“陈会长，上次您提的那个‘跟师传承站’的事，我跑了一个多月，跑了九个省，见了二十多个厅长、处长、办公室主任，有的地方一听就拍桌子说好，有的地方磨了三个小时就是不松口。”

陈凡正蹲在院子里教丁一峰辨药材，手上沾着黄芪的碎末子，他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听一边用手指碾开一片当归，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递给丁一峰说：“这片是岷县的，你再闻闻，和昨天那种云南产的有啥不一样。”然后才对电话里说了两个字：“结果。”

结果比陆建国预想的要好——或者说，比他在体制内干了三十年见过的任何一次跨省协调都要快。三十二个省级行政区，有二十八个报了名，愿意在辖区内找一家符合条件的基层中医诊所，挂牌“全国基层中医跟师传承站”，每个站配一到两个带教师父，学徒由各省自己推荐，学制三年，食宿由当地卫生部门解决，学费全免，结业后由济民堂和陈凡共同签发结业证书。

“上面有人批了条子，”陆建国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人听见，但其实他的办公室里就他一个人，窗户都关着，窗帘也拉着，“不是我递的报告能跑这么快，是有人在更高一层替你说了话。我没打听是谁，你也不用问——反正比你想象的要高。”

陈凡嗯了一声，把手里那片当归放回药柜，拿湿毛巾擦了擦手，才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完整的话：“陆副主任，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扛的——你得帮我找三百个师父。”

陆建国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三百个师父，这个数字陈凡不是随口说的。他在脑子里己经算了整整一个多月——全国三十二个省，每个省平均十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至少需要一个带教师父，那些中医大省比如广东、西川、河南，一个师父根本不够，至少得两到三个。算下来，三百个是最保守的数字。

“三百个师父，不是三百个医生，”陈凡对着电话说，语气不急，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落下去就不打算改了，“是三百个愿意把手艺传给下一代的、真正能看病的老中医。他们可能一辈子没写过论文，可能连副高职称都没有，可能在一个镇上坐堂西十多年没人知道——但他们手里的活，是真的。我要的就是这种人。”

陆建国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这种人，你比我找得快。”陈凡说行，我找人，你跑手续，挂牌的事你熟，找人的事我熟。

挂了电话，陈凡回到院子里，十七个年轻人正围着药柜练辨药，一人面前摆着十味药材，用白纸垫着，闭着眼摸、闻、尝——摸质地粗细，闻气味浓淡，尝舌尖上的回甘或苦涩。何秀梅正拿着一片白芍翻来覆去地摸，额头皱成了川字，嘴里嘟囔着“这个到底是亳州白芍还是杭白芍”，钱小龙在旁边站着，九岁的小孩儿，双手背在身后，像个小老师似的说：“亳州白芍片厚，杭白芍片薄，你摸厚度。”何秀梅又摸了一遍，眼睛一亮：“薄的！杭白芍！”钱小龙点点头，转身去给另一个学员纠错了。

陈凡站在院子中间，拍了拍手，十七个人全部停了下来，丁一峰把手里的黄芪放回白纸上，何秀梅把白芍举在半空忘了放下，所有人都看着陈凡。他开口，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从明天开始，你们每个人给老家的师傅打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愿意来江城待一段时间的。”

丁一峰愣了一下，说他师父都快七十了。陈凡说就是要这个年纪的，越老越值钱。何秀梅问请师父来做什么，陈凡看着她说：“带你们——不是带你们这十七个，是带全国来的年轻中医。一个师父带三个徒弟，三年，出师再换下一批。”

院子里安静了大概有五秒钟，然后炸开了锅。何秀梅第一个跳起来，说她的针灸老师刘老，六十八岁，在成都青羊区开了一家小诊所，一辈子没收过徒弟，因为她是个女娃娃才破例教的，脾气臭得很，但手上的针法好到什么程度呢——面瘫扎一个星期就能让病人合上嘴，连省中医院的主任都私底下把治不好的病人介绍过去。丁一峰也激动了，说他老家的田师父，七十二了，在湖南邵阳一个镇上，一辈子只看妇科和不孕不育，治好的不孕症病例记了厚厚十几本笔记本，全是手写的，字迹潦草到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每一页都记着病人的名字、住址、药方和后来有没有怀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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